那年，我在罗坊九重山上锯板，一只野兔撞在我的枪口上。

1976年我在罗坊公社罗坊大队包家生产队务农。春节刚过，生产队长熊先耀接到一笔锯“萝卜树”做铺板的业务，便安排我带队和队里的肖正仁、刘万福、胡效想、周文生几位年青力壮的劳力去冶城“九重山”锯板。这单120副铺板业务是生产队的副业收入，铺板以每副6元直接销售给罗坊供销社。

我们五人挑上被褥、锅碗瓢盆以及工具来到九重山。当年，我是罗坊大队的团总支书记、民兵连副连长兼基干民兵排排长，县人武部首批民兵一级军事教员，手里管理着10支“56式”半自动步枪和一支冲锋枪以及若干子弹。那时因战备的需要，枪支管理权限下放在大队一级，使用十分方便，我便携带一支半自动步枪和一些子弹进入九重山。带枪进山一是传说九重山比较邪乎，枪可以用来镇煞，二是怕碰上野兽袭身有枪可作防备。我在百米之内对目标射击绝对可以弹无虚发。

进入九重山囗，我端起步枪对着山峦连发三枪。枪声在山谷里回响，惊醒了山兔，惊飞了野鸡，也有可能吓倒了小麂和野猪，当然，也惊醒了九重山的“山神”。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，虽然用这种方式骚动了山的宁静，但心里相信“山神”不会怪罪，因为我们别无坏意，仅仅是为了几两“碎银”而踏破山门。我们选择一个避风的山窝“安营扎寨”，为防野兽的入侵，四周竖起栅栏，并扎牢了门户。晚上，初春的山风还有几分凉意，嗖嗖地刮过棚顶，呼呼作响，远处偶尔传来豺狗的嘶嚎，这九重山的夜着实让人有些毛骨悚然。

第二天，我们五人正式开工伐木，上午备好料，下午四人两把锯开锯，我负责后勤。九重山的“萝卜树”杆粗挺直，围径都在两尺以上，按六尺一段取材，至少可以取两段，做铺板是极佳的木材。由于分工明确，一天下来可锯四至五副铺板，按计划在一个月之内完成120副半成品铺板是有十分把握的。

九重山位于罗坊冶城和上富定兴交界处的潦水岸边，因山峦重叠远望有九座山峰，故叫九重山。对于其名的真正的来历，冶城民间有多种说法，都已无法考证。但对九重山的“神秘”讹传却由来已久。我们五人在九重山整整搞一个月的“锯板”副业，脚迹踏遍了九重山，却没有碰上任何诡异的事件或目睹历史留下的任何物证。所以，有人说当年罗坊的抗日游击队在九重山与日本鬼子打了一仗，查《奉新抗日史》上没有任何记载，这说明毫无根据。有人说九重山里面有石桌、石櫈以及石精鬼怪，这完全是捕风捉影，迷信惑众。至少我们没有发现整个九重山有任何人居迹象或房屋遗存，有的只是一些零散的古墓和嶙峋的岩石而已。还有人说，日本鬼子投降时埋了不少的金银财宝在九重山，这更是无稽之谈。

在九重山锯板的日子，那真叫做“艰苦奋斗”。伴着三餐米饭下肚的不是青菜、萝卜、便是豆渣、咸菜。偶尔回家能弄上一罐火烘鱼或是油渣子，那几乎就是“过年”了。尽管如此艰苦的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，我们几人依旧以乐观的心态面对。晚上，我们围坐在床上，在灰暗的煤油灯下玩扑克，瞎聊天。而我每天有写日记的习惯，记录心情，记叙生活，心血来潮时拿出口琴吹上一曲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给寂寞的夜添上一份兴奋和热闹，那年月一天能赚上两元钱要算“收入可观”了。锯板副业完工之前，我持半自动步枪在九重山幽深的山路上转悠，一只野兔撞在我的枪口上。也许是“山神”的显灵，让我们在完成锯板任务前，有意安排“野味”让我们五人加个餐以示告别这神秘的九重山……   

1987年5月间一个晚上，九重山突发一场特大山火。当时，我在罗坊公社机关工作，担任公社武装部苏文庭部长的文书，他命令我用电话向社直单位迅速下达打火命令。那天晚上，从罗坊街到冶城的这条路上几乎是车流滚滚，人流纷纷，除了社直单位干职工，冶城、罗坊、田背、梧岗、港下、坪上等大队的民兵也召之即来，至少有五百余人参与了这场山火扑救。整个九重山如火山爆发，浓烟滚滚，火焰冲天烧红了半个夜空，扑火人员赴汤蹈火，分佈在九重山数个火点奋力扑救，人群中不时发出的呼唤声，權木燃烧的“噼啪”声响彻山谷……

在临近拂晓时才把山火控制，苏文庭部长带领我们几十个基干民兵最后一批撤出火场。当我透过晨雾回眸九重山，只见一座座山峰上浓烟还未散尽，往日苍翠生机的九重山已是一片焦土，满目疮痍。这场山火万幸的是参与人员没有任何意外，这不得不说九重山它有灵性，没有把灾难降临人间。

近50年前的往事，如云烟飘散，但当年在九重山锯板的经历却在脑际留下深深的记忆，如今回想起来，还真有些 “年少轻狂不怕鬼”的冲劲。岁月总是这般无情，却又给了我许多馈赠；怀旧总是这般无奈，却又给了我许多相遇。转眼，我在不经意间即将拥抱古稀之年，岁月的沧桑已镌刻于眉宇之间，青春似乎是眼前划过的一阵风，吹得我满脸是泪，两鬓横秋。任流年的光影慢慢疏淡，看夕阳披身，我回眸一笑，那年少时的山花烂漫早已无影无踪……